如果香港首批稳定币牌照真的只发放给银行，我们可能会错失未来十年的机遇

近日，关于香港金融管理局即将公布首批稳定币发行方牌照的消息，在行业内外引发了广泛关注。据权威媒体及行业传闻称，鉴于对金融稳定的极度重视以及审慎的风险考量，香港首批稳定币牌照极有可能仅授予传统票据发行银行或大型商业银行。

说实话，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和几位行业资深人士都感到有些不安。香港已明确提出要打造“全球数字资产中心”，为此正积极铺路。但在稳定币发展面临关键抉择的当下——这种货币确实能够重塑未来金融的底层逻辑——如果香港最终决定仅允许传统体系中的“旧钱”参与其中……那么我们错失的，可能不仅仅是几家本地金融科技公司的前景，更是Web3和AI时代最重大的支付创新机遇。

最近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将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交由传统银行主导会让人感到不安？

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并审视商业现实，答案就非常明确了。

颠覆性的事物很少源自中心

回顾过去几十年的金融史，那些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创新，基本上都不是源自银行大楼。无论是早年的PayPal，还是后来颠覆日常交易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甚至包括加密货币本身，往往都是那些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小企业和创业者，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这并不是说传统银行经营不善。大型银行的根本在于充当“信贷中介”，它们天生厌恶风险，追求极致的稳定性。这是他们的基因，也是维持金融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

但稳定币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是一种新型的货币载体，具有无国界、可编程和去中心化的特点，本质上是对传统银行业务的维度重构。我们能否指望一家习惯于遵循程序、且背负着沉重合规负担的发钞银行，去引领一场可能动摇其自身既有利益的Web3支付革命？从业务逻辑来看，这说不通。这要求太高了。

看看大洋彼岸的桌子旁坐着谁

如果你觉得历史太遥远，我们可以看看当前的全球市场。真正推动稳定币规模迈向万亿美元大关的，并非摩根大通或花旗银行，而是那些拥有强大技术基因的科技公司。

以美国的Stripe为例，这家估值超过千亿美元的支付巨头刚刚完成了对稳定币平台Bridge的一项重大收购。我仔细阅读了Stripe联合创始人约翰·科利森（John Collison）在《2025年公开信》中的论述；他并未大谈宏大理念，而是非常务实地指出，稳定币代表着“货币基本可用性的提升”，并且是互联网经济中最具创新性的领域。他们确实正在利用代码和稳定币来重构全球支付基础设施。

再看看发行USDC的Circle，他们长期以来并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家代币发行机构。他们目前的财务报告和行动表明：他们正在整合大型模型，以构建未来人工智能代理的基础网络。

美国的当前战略已然明朗：借助创新型科技公司与稳定币，打赢下一场金融科技战役。如果香港此时将最重要的武器库钥匙仅交给习惯于守势的传统银行，那么我们的本地Web3公司又将凭借什么在同一舞台上竞争呢？

在人工智能时代，银行系统无法处理机器开具的账单

香港特区政府目前正大力推动“AI+”和数字经济，这是正确的方向。但人们往往没有充分思考其背后的账本机制：在人工智能时代，支付将呈现何种形态？

我估计，在两到三年内，商业交易中的主要参与者将不仅包括你我这样的活人或公司，还包括在云端运行的无数人工智能代理。

试想一下，凌晨三点，你的个人人工智能助手为了帮你完成一个复杂的视频渲染模型，正在网上寻找最便宜的闲置算力，并以每秒数十次的频率向各国发起API调用。当前的法定货币体系能否处理如此高频、即时、且每笔交易金额可能仅为几美分的跨境微支付？传统的银行转账手续费高得惊人，而且你必须等待T+1或T+2的结算，周末还要进行系统维护。

只有运行在区块链上的稳定币才能支持这种全天候、低摩擦的机器间交易。它们可以直接写入智能合约，从而使人工智能能够拥有钱包并自主进行支付。如果没有这一基础，所谓的“人工智能代理经济”就无法运转。

肯定会有人问：大型银行难道不能直接发行一种供人工智能使用的稳定币吗？

不，他们真的做不到。这触及了银行业行业的合规僵局。银行的“了解你的客户”（KYC）和洗钱系统是为“自然人”和“法律实体”设计的。开设账户时，您需要提供身份证明、地址证明以及董事会决议。当一个AI代理（它仅仅是一串代码）想要花钱买入算力，却没有实体账户时，银行的合规系统会立即报错。系统如何对代码进行人脸识别？

在现行监管体制的惰性下，银行业唯一合理的反应是：我们不了解这回事，风险太高，因此拒绝提供服务。

大型主机时代的底层系统无法适应区块链上的新应用。要解决这一代际痛点，我们只能依靠那些既了解 Web3 架构、又以技术为驱动的独立发行方。他们懂得如何灵活运用链上数据和新型数字身份技术，在合规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机器支付过程中的摩擦。

香港迫切需要“新鲜血液”

我完全理解监管机构在初期发牌阶段表现出的谨慎态度。在传统金融领域，首先向实力雄厚的大型银行发放牌照，是最安全、出错率最低的防御性举措。但在技术范式转变的这一关键时刻，过度的谨慎反而可能演变为最大的风险——错失整个时代。

“成为全球数字资产中心”的愿景，不应仅仅是走个过场，允许传统银行发行“香港元链上版本”。香港需要真正的Web3企业家和雄心勃勃的科技公司在此扎根，为全球人工智能代理经济服务。生态系统的形成依赖于真正的竞争，而非保护措施。

在这场竞争中，香港迫切需要一批了解现代合规逻辑、真正掌握技术的新生力量；我们不能仅依赖受现有系统所限的守门人。

我衷心希望监管机构能展现出更大的魄力，为那些具备技术基因的独立创新公司留出一条出路。因为这不仅仅关乎几张牌照的发放，更关乎香港在未来十年的数字经济浪潮中，究竟是能站在最前沿顺风顺水地前行，还是只能遗憾地站在岸边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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